誰來管 AI?美國聯邦政府與各州的監管主導權之戰白熱化
白宮 3 月發布《AI 國家政策框架》,建議國會凌駕各州 AI 法規;民主黨旋即推出《GUARDRAILS 法案》予以還擊。2026 年迄今已有 25 條 AI 法律在各州生效,其中 19 條集中在短短兩週內通過——美國 AI 監管的主導權之爭,從未如此劍拔弩張。
兩週內,十九條 AI 法律相繼生效。這句話,濃縮了美國各州推動 AI 監管的速度,也解釋了聯邦凌駕州法的「優先原則」之爭,為何已成為 2026 年最具分量的政策角力場。
3 月 20 日,白宮發布《人工智慧國家政策框架》,一份野心勃勃的立法建議文件,旨在建立政府所稱「連貫、統一的 AI 治理框架」。文件涵蓋七大領域:兒童保護、社區與基礎設施影響、智慧財產權、言論自由、創新促進、勞動力發展,以及最具爭議的一項——凌駕各州 AI 立法的「聯邦優先原則」。
白宮的邏輯是:五十個州各行其是的 AI 法規,將為跨州營運的企業製造難以承受的合規拼圖。與其如此,不如建立一套輕度監管的全國標準,讓美國 AI 產業在對抗中國與歐盟時不必被合規成本拖垮。
但批評者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GUARDRAILS 法案:直接反擊
白宮框架發布數週後,民主黨議員推出《保障美國人決定負責任 AI 法律與標準的權利法》——簡稱《GUARDRAILS 法案》。該法案要求廢止川普政府確立 AI 國家政策框架的行政命令,並從根本上阻止任何試圖凍結州級 AI 立法的國會行動。
法案連署人認為,各州本就是 AI 治理實驗的最佳場域。加州的 AI 法規、紐約的算法歧視規則、德州的深偽法律,都是各州民主程序下的產物,反映了當地居民的具體關切。用一套聯邦標準一刀切地取代這些成果——批評者指出,這套聯邦標準很可能比各州現行規定更寬鬆——無疑是剝奪公民獲得有效保護的基本權利。
「這跟 AI 創新沒有關係,」一位法案共同連署人上月在院會辯論中說道,「這是要給產業一塊聯邦盾牌,免於被追究責任。」
科技業的立場更為曖昧。大型科技公司在公開聲明中傾向於支持「一致的全國框架」——這一措辭刻意迴避了對優先原則的背書,卻暗示它們更偏愛輕度聯邦規定,勝過州法拼圖。中小型 AI 開發商缺乏大公司的合規基礎設施,對聯邦優先原則的態度則更為直接和支持。
各州立法的爆炸式擴張
優先原則之爭的急迫性,源於一組驚人數字。根據 Plural Policy 的追蹤,2026 年前四個月,全美各州共有 25 條 AI 相關法律正式生效,創下歷史紀錄,且未見放緩跡象。
最密集的一波發生在 3 月底,短短約兩週內,十九條新 AI 法律相繼通過。這些法律涵蓋範圍廣泛:從 AI 生成內容的揭露義務,到自主武器系統的限制,再到 AI 驅動金融產品的消費者保護規則。
各州的不同路徑,折射出 AI 社會衝擊的廣度,以及監管哲學的高度分歧。德州聚焦於打擊用於非合意性親密影像和選舉干預的 AI 深偽技術;伊利諾伊州將《生物特徵信息隱私法》延伸至 AI 訓練所用的生物特徵數據;科羅拉多州則要求在就業、住房與信貸等高風險 AI 決策場景中進行算法影響評估。
對在全美範圍內營運的企業而言——這幾乎涵蓋所有主要的 AI 開發商和部署商——每一條新法律都是額外的合規層次。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務合規部門急劇擴張,部分公司表示,AI 合規所消耗的內部資源,已接近 2018 年應對歐盟 GDPR 時的規模。
紐約與加州:主戰場
兩個州成為優先原則辯論的核心,一方面因為它們的 AI 產業規模,另一方面因為它們監管方案的高度精細化。
在紐約,最初仿照加州遭否決的 SB 1047 設計的《RAISE 法案》,經州長霍楚爾於 3 月底修訂後,從規定具體安全要求的框架,轉向透明度與報告框架:大型 AI 開發商必須揭露訓練數據來源、公開模型評估結果、並在重大能力升級前通知監管機構,但不再被要求在部署前達到特定性能門檻。這一妥協方案,反映了在一個正快速形成 AI 研究生態的州推行前沿 AI 監管的政治難度。
加州則選擇了不同路線。3 月 30 日,州長紐森發布行政命令 N-5-26,要求各州政府機構就尋求州政府合同的企業起草 AI 安全要求。這項命令實質上建立了一套以採購為槓桿的 AI 治理機制——想在加州 1.1 兆美元規模的州政府採購市場分一杯羹,就必須符合州長辦公室將要制定的 AI 安全標準。這一方式繞開了法案一再遭阻的州議會,並對 AI 開發商形成直接的市場壓力。
若聯邦優先原則最終立法,紐約與加州的大部分框架,至少在跨州 AI 應用層面,都將面臨失效的命運。
創新論點的邊界
白宮框架大量援引創新論點:監管碎片化將導致 AI 公司將研發遷往海外,壓制投資,並把技術領先地位拱手讓給中國。歐盟《AI 法》自 2024 年 8 月開始執行,被反覆作為前車之鑑——批評者認為,這套全面監管框架製造的合規成本,已讓歐洲 AI 企業在對比美國和中國競爭者時處於劣勢。
這種擔憂並非毫無依據。歐盟《AI 法》的高風險分類體系,確實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合規不確定性,部分歐洲 AI 新創已因此遷往英國或美國。
但 AI 治理專家指出,這個類比有其侷限。美歐在 AI 監管成熟度上處於不同階段,選擇也並非「取消所有州立法」或「照搬歐盟模式」的二選一。《GUARDRAILS 法案》本身,就是在維護各州立法權的同時,為未來更審慎的聯邦標準保留空間。
下一步走向
《GUARDRAILS 法案》在當前國會的命運仍不明朗。共和黨領導層在兩院總體上同情優先原則立場,但目前尚未推出包含具體優先原則條文的版本——這意味著聯邦標準的實際文本尚未成形,評估其實際影響仍為時過早。
更直接的戰場在行政與監管層面。聯邦貿易委員會、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等多個聯邦機構,已在積極將現行法律應用於 AI 系統,即便在缺乏綜合立法的情況下,也形成了事實上的聯邦 AI 監管存在。白宮框架能否約束或引導這些機構的執法優先級,將決定優先原則之爭在近期的實際影響範圍。
對企業而言,目前的答案只有一個:合規所有規定。在就業決策中部署 AI 的企業,面臨的是聯邦民權法律、至少十二個州的算法歧視規則,以及聯邦監管機構的行業指引。這種複雜性的合規代價是真實的——而催生所有這些州法律的傷害同樣真實。
優先原則之爭,歸根究底是一個更困難問題的代理戰:誰應該為確保 AI 系統的安全性與公平性承擔責任?今年從華盛頓湧現的答案,將塑造美國 AI 治理未來十年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