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慮封鎖外國存取頂尖 AI 模型，科技戰烽火再升
中國當局與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及 Z.ai 展開會談，討論是否限制海外用戶存取其最先進的 AI 模型，包括尚未發布的版本。由商務部召集的此次討論，可能終結全球開發者廉價使用中國前沿模型的時代，並在中美科技脫鉤的道路上開闢新戰線。
根據本週浮現的報道，中國可能正準備限制外國用戶存取其最強大的人工智慧模型。商務部已與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及 AI 新創公司 Z.ai 展開會談，討論是否限制海外用戶存取和運行其先進 AI 系統——此舉將大幅重塑全球 AI 版圖，並切斷日益龐大的開發者群體與美國前沿模型平價替代方案之間的連結。
討論的範圍有多廣
據悉，這些始於 7 月初的討論比表面上看起來更為廣泛。官員提出的可能性，不僅涵蓋對現有模型的限制，還包括未來版本——包括原本可供下載和本地運行、無需與中國公司建立服務關係的開放權重（open-weight）模型。
據報，桌面上的選項包括：全面禁止向境外公開發布、將先進模型限定僅供中國境內用戶使用，以及建立授權框架——要求外國實體在存取特定能力等級之前須獲得政府批准。參與方還討論了將未經授權披露或竊取專有 AI 模型權重定性為違反國家安全法的行為——這項條款將大幅提高任何試圖規避存取限制的行為者所面臨的法律風險。
潛在措施的範圍甚至延伸至外國資本投資中國 AI 公司的資格限制，作為可能的配套舉措一併討論。
對全球開發者的衝擊
過去 18 個月，中國 AI 模型已以驚人的速度嵌入全球開發者生態系統。DeepSeek 的 V3 及後續 V4 系列以媲美前沿模型的性能加上遠低於美國模型的成本，登上國際頭條。阿里巴巴的 Qwen 系列、字節跳動的豆包模型和 Z.ai 的 GLM 系列，在全球開發者和企業廣泛使用的模型路由平台 OpenRouter 上合計佔據逾六成的 API 流量。
其吸引力顯而易見：中國模型提供具競爭力的基準測試表現，定價卻可比 OpenAI 或 Anthropic 同等級服務低 80 至 90%。對於新創公司、獨立開發者，以及身處 AI 每 Token 成本仍屬高昂市場的開發者而言，中國模型已成為打造 AI 驅動產品的實際路徑。限制外國存取這一供應，不僅僅是給個別開發者帶來不便——更將迫使全球 AI 應用層相當大一部分重新調整成本假設。
地緣政治背景
擬議中的限制措施，是在科技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主要戰場的背景下提出的。美國過去兩年持續收緊對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Nvidia 的 H100、H200 和 B200 加速卡至今仍受到嚴格限制，禁止中國採購——並透過外交施壓，將這些管制延伸至盟國。
中國潛在的 AI 模型限制措施，代表著一種鏡像式回應：美國限制硬體出口到中國，中國可能反過來限制軟體和模型出口至西方。這種對稱並不完美——模型比半導體製造設備更容易複製和傳播——但方向上的邏輯是一致的。
時機上，這與美國近期簽署的《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第 11 號》（NSPM-11）相互呼應。NSPM-11 要求聯邦機構降低對單一 AI 供應商的依賴，並加速採用國內自主開發的模型。NSPM-11 被部分解讀為一個訊號，顯示華府希望美國政府 AI 工作負載集中於美國本土供應商。中國的模型存取討論，或許正是對這一訊號的校準回應。
Z.ai 與競爭格局
Z.ai 這家中國 AI 新創公司在這些討論中佔據特別耐人尋味的位置——其 GLM-5.2 模型近期已被拿來與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旗艦系統相提並論。7 月初披露的 GLM-5.2 基準測試結果顯示，它以遠低於西方的推理成本達到了與西方前沿模型相當的競爭性能——創造出一個中國開放權重模型可能在功能上媲美乃至超越被門控的美國產品的情境。
從北京的角度看，這個能力等級的模型代表著一項戰略資產。允許它被全球用戶自由下載和運行——包括在美國、歐盟，或被外國軍事和情報機構使用——所承載的風險，是單純的商業邏輯無法充分定價的。
與此同時，限制措施也將直接削弱中國 AI 產業最強大的競爭優勢之一：以開放性和低成本吸引全球開發者認同的能力。阿里巴巴和字節跳動之所以能在中國境外建立有意義的開發者社群，正是因為其模型易於存取、定價合理且具競爭力。切斷這條管道，將以中國企業認為商業上代價沉重的方式，利好美國既有龍頭。
現狀與時程
這些提案尚未定案。參與會談者將討論定性為探索性，沒有明確的實施時間表，也沒有任何政府公開聲明。任何潛在限制措施的範圍仍在積極協商中，預計在任何政策正式化之前，還需要多輪跨部門協調。
儘管如此，光是這些討論的發生本身——以及商務部與中國科技巨頭共同參與——便已傳遞出一個重要訊號：北京正以戰略資源而非純粹商業產品的視角重新審視 AI。自 DeepSeek 首次公開發布以來惠及全球開發者的、對中國前沿模型暢行無阻的存取時代，可能正在接近一個拐點。
對於對中國 AI 供應商存在重大依賴的企業和開發者而言，當下的正確回應不是立即恐慌，而是積極的應急規劃：了解哪些模型和能力當前對業務至關重要、切換到美國或歐盟替代方案的成本幾何，以及若政策環境決定性轉向，這些轉換能以多快的速度執行完畢。